简述唐宋明清徽州茶
徽州何时植茶，难以稽考。
唐乾元元年(758)，陆羽在《茶经》中明确提出“歙州茶”;其时，徽州大量种植并生产茶叶，而且是声名鹊起并畅售各地……
唐代徽州茶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茶品名目多：唐时歙州、祁门、婺源及浮梁等茶区产有方茶、膏茶等。
二是茶叶产量多：歙州司马张途说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茶区大量种植茶树，茶园面积广大。
三是茶叶品质甚好：唐人扬晔《膳夫经手录》称“歙州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
四是茶叶从业人员众多：唐代的祁门茶区，“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当地百姓从事茶业的人口比例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五是茶叶市场产销兴旺：史料记载：歙州、婺州生产的方茶，主销梁、宋、幽，并诸州;并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供需关系和产销市场。同时还记载歙州、浮梁、祁门等地“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的情景。
六是茶叶知名度较高：如“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就是时人对歙州茶的赞誉。又如《茶酒论》介绍的“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说明各地甚至是“万国”的商人都慕名而来。(注：万国是一个汉语词汇，释义为万邦;天下泛指各国。《史记·五帝本纪》：“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在过去，常以“万国”代指世界;如世界博览会当时被称为“万国博览会”。)同时也表明，唐代歙州茶行销内地及西藏地区，同时也运销回鹘、吐蕃等域外之地。
唐代歙州茶的兴起和发展，表明其生产和贸易规模都相当可观;尤其是“浮梁歙州”茶区，不仅是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中国茶业重心从巴蜀向东转移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茶酒论》中关于“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的盛况描述;既是歙州茶的真实写照，也是“歙州茶”的绝妙广告，更是刻骨铭心的区域形象宣传……唐朝开拓西域以后，将茶叶制成出口商品，一度曾远销西域和中亚诸国;以致《新唐书·陆羽传》说“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由此可证明，在唐朝中后期，随着开辟西域、建立商路，茶叶也成为同少数民族交易的主要货物之一。其时，歙州茶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地区。所以，《茶酒论》说“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对此，阿拉伯人所著《印度中国航海记》中也有类似记载。据史籍记载和估算，在贸易量兴盛的唐宋时期，最多约为10万吨;而当时的徽州，茶叶输出量也是高达全国贸易量的四分之一。
宋朝，徽州人罗愿写了一部《新安志》，其中《卷七·洪尚书》中，明确记载了西域人酷爱喝茶的习惯：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说“蕃部”每天都吃酥酪，依赖喝茶解渴，堪称“嗜茶如命”;这也可视作是西域人喜喝茶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徽州茶经由茶马互市传入西域后，在宋朝又被进一步发扬;它不仅成为了西域主流的饮品，甚至一度使人成瘾而“日不可缺”。与此同时，随着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茶在宋朝开始也逐渐传到了周边的日韩等国并在当地生根发芽。
明代，徽州茶开始了划时代的技术变革。明人沈周(1427-1509)在《书岕茶别论后》中记述了徽州松萝等。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1)的《事物绀诛》，在97条茶目中也记述了松萝。在茶叶技术从“蒸”到“炒”过程中，松萝茶脱颖而出;它不仅成为了徽州产地的名茶，更是成为了中国的名茶。松萝茶的“炒青”制法先后为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茶区，以致被推广和普及。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当西欧对茶叶需求进入导入期并期望大规模进口时，徽商疾足先得，将松萝茶远销广州然后转输外洋;他们是中国最早“发洋财”的茶叶商帮;他们为徽州茶叶外贸业立下铺路架桥之功。自此，在松萝茶的带动下，徽州茶开始了它走向世界的辉煌之旅!
明时，徽州祁门的“安茶”问世;因为有特殊的杀菌消瘴之功效，以致被誉为“安茶”或“圣茶”;“安茶”进入市场后，一直是内销两广，外销东南亚;以后又逐步流向香港、澳门、锡兰(今斯里兰卡)、暹逻(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檐曝杂记》一书记载：“自前明设马御史(1415年)，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船来，所需中国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西海以外。”这说明在15世纪初期，茶叶向海外输出的规模很大。特别是隆庆年间(1567-1572年)，朝庭开放海禁后，“番夷市易，皆趋广州”;以茶叶、丝绸、瓷器等为外贸大宗商品，尤其是茶叶外贸额占中国外贸总值之六成以上。
清代是徽州茶兴盛的年代，其时、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绿茶品种日益繁多;同时，茶号茶行快速崛起，遍布集市且交易频繁;徽州茶以品种好，品类多，品质优而声名鹊起，以致茶叶外销市场完全打开;徽州茶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而且在中国茶叶对外出口贸易业务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市场额度!
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然因为松萝茶叶产地狭小，产量有限，价格高昂，花色较少等缘由，无法满足世界各地日益高涨的消费需求;以致它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屯绿茶以叶绿、汤清、香醇、味厚“四绝”而蜚声中外并被誉为“绿色金子”。
中国茶叶贸易量在历史上曾为世界之最。在极盛的明清时代，全国茶叶贸易量最多约为23万吨;1886年，出口茶叶量就高达13.4万吨(值约33503863银两，约折合42549906美金);因此，中国茶叶一度垄断了国际市场。在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鼎盛时期，徽州茶叶的贸易也是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据《安徽志•财政考•厘金•下》载：光绪初期，也就是在1875年前后，徽州外销茶每年即有9万多引(注：1引=120斤)。
民国时期，屯溪茶业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成为了皖南地区茶叶的集散场所，亦是皖南洋庄绿茶的精制中心;其品质优良且每年制茶数量可达七八万箱之巨。屯溪茶业的经济地位在皖南地区非其他县镇所能比拟，可谓是“甲于皖南”;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屯溪所制洋庄绿茶一般是在上海进行交易，最后输往欧、美、非等国家和地区。据民国《农报》第1卷21期载：安徽屯溪为洋装箱茶制造集中地，每年出口箱茶不下10余万箱，约值千余万元，大部运销西欧，以英国、法国、意大利,销路最大。民国27年，为适应战时需要，民国政府特指定茶叶为统购、统销物资，并指定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茶叶出口贸易。
同年6月7日，贸委会于公布《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大纲》，指导实行统购、统销运动;徽州茶积极响应并参与统购统销，以致当年出口茶有所增加;同时，红、绿茶出口价格均破历史记录，尤其是祁红价格，较上年提高80-145%。民国28年，“屯绿”贸易量高达248184箱，约合7000多吨;此后两年也都在6000吨以上。而“祁红”贸易量达69829箱，约合2000多吨。祁红、屯绿茶外销的业绩表明：其时，徽州区域经济已经通过茶叶贸易与国际市场产生了很密切的联系，从而成为了当时世界市场体系的一个参与者和竞争者;这样的变化，对于徽州茶叶市场角色的重塑以及徽州区域经济发展路径无疑是有着较大的影响!
“海上马车夫”荷兰与徽州茶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是，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
1506年(明正德元年)，葡萄牙人进入中国，他们开始学习饮茶，为茶叶输入西方创造了条件。1514年(明正德九年)，葡萄牙船队到达广州并开始了海上茶叶贸易。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在其出版的《航海记》中，才首次提到茶叶。
1588年(万历十六年)以后，荷兰和英国取代葡萄牙，成为欧洲与中国茶叶贸易的霸主。从此，荷兰因在海洋贸易中扮演主角，而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同时，主宰世界茶叶贸易的“商业战争”也延绵不绝。
1602年，荷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此后，英国、丹麦、法国和瑞典等国都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这些强大的欧洲贸易公司均从当局获得了在欧亚之间的商品运输的“特权”。如，17世纪，欧洲的茶叶进口等事务均被东印度公司所垄断。1606年，(万历三十五年)，荷兰东印公司商船首次从爪哇来澳门运载茶叶;这是西方人来东方运载茶叶最早的纪录;它运载的是松萝茶。随后，荷兰开始将茶叶运回欧洲并贩卖给其他国家;这也是华茶以及徽州茶输入欧洲的开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通过巴达维亚的茶叶贸易确立了霸主地位，并保证了用自己的船只将茶叶运往欧洲港口。其时，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的，每年可为荷兰东公司带来100000盾到500000盾利益。而荷兰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形式是，中国—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主要是有赖于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的中国帆船贸易。
中国帆船从广州将松萝茶、瓷器等货物运往巴达维亚，将茶叶与荷兰商人进行交易后，再购买当地的香料等特产并运回白银……以至于有人认为巴达维亚贸易是“中国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分支。荷兰人除了从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购买中国松萝茶外，还通过波斯进口部分中国茶叶。1683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后，中国帆船到达东南亚的数量有明显增加;从1690-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以上的中国帆船到到巴达维亚;而荷兰人除了从巴达维亚购买中国茶叶外，还通过波斯进口部分中国茶叶。当时，中国帆船主要是运载陶瓷、丝绸、茶叶等物品，到巴达维亚去交换胡椒、香料等土产;而茶叶的主要品种是松萝茶等。
1717年3月，几十艘中国商船从广州乘风破浪驶向了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港口;然而，这些商船船主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远航运茶竟是他们海上茶叶贸易的终结……
3月8日，荷印当局为维护自身利益，不顾及贸易的公平原则和中国商人的反对;对在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进行贸易的中国茶商采取了肆意压价的手段，荷印当局将松萝茶价格压至每担40荷盾，珠茶价格压至每担60荷盾……在帆船时代，“时间也是金钱”，船只不可能长时间地停留在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港口;中国船主们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有14艘中国帆船被迫低价出售了松萝茶和珠茶等，但发誓以后不再与荷兰商人进行茶叶交易。在十七世纪，荷兰同中国帆船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每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10万-50万荷盾。当时，荷兰人还试图把中国茶籽移植爪哇，但没有成功。
1718年(康熙五十六)清政府于颁布禁令：“凡商船照旧令往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许前往贸易，……违禁者治罪。”(注：吕宋是指菲律宾的马尼拉，噶喇吧是指印尼雅加达，又称巴达维亚。)清政府禁止中国商人赴南洋贸易，再加上中国帆船也不愿意同荷兰人进行茶叶贸易;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2艘船直接到中国买茶。因此，中荷贸易由原来的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变成了荷兰—中国的直接贸易形式。
1734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放弃了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然鼓励或者是希望中国帆船能够继续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市场和业态被破坏无殆;茶叶贸易也随之彻底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完全停止。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然而，依然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从此以后，荷兰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然在1795年，荷兰因拿破仑战争失败而退出了对华直接贸易。
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兰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据荷兰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其主要商品是中国茶叶，而在茶叶品类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徽州松萝、屯绿茶等等。
“日不落帝国”英国与徽州茶
明祟桢十年(1637年)是年4月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首次抵达广州珠江口。第一次运载华茶112磅(约51公斤)回国。这是英国商人直接从我国广州采购、贩运茶叶之始。
清康熙四年至六年(1665-1667年)，经过两次英荷战争，英国嬴得一连串胜利并取代荷兰，从而逐渐垄断了世界茶叶贸易。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英国国力日益强盛，逐渐成为“日不落帝国””，茶叶在英国也慢慢走进了千家万户。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麦士里菲尔德””商船来到广州;当时，“麦士里菲尔德””号准备以每担25两的价格，来预购160担最优等的松萝茶;这也是松萝茶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人的货单上……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英国市面对茶叶急需，在浙江舟山岛上设立贸易站，大肆采购中国茶叶。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一艘已经抵达舟山的商船发出了一份命令，要求这艘商船务必装满中国茶叶才能返航，其中分配采购的数额是松萝茶三分之二，圆(珠)茶六分之一，武夷茶七分之一。次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将茶销往欧洲各国及美洲殖民地。
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从英国驶来的“埃梅莉亚公主号””商船离开广州黄埔港口返回英国;从商船提供给粤海关的货物清单显示：商船所携带货物有：除生丝、丝织品以及水银外，所带茶叶全部为上等茶，品种多、数量大;其中松萝茶1500担，每担19银两;这些货物总价值达211850银两。据1704年英国“肯特号”商船预购松萝茶资料显示，以23两每担的价格预购了松萝茶。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每担(二级)松萝茶价格为23银两;最高时约为每担30银两。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出口英国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各种花色品种的徽州茶在茶叶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徽州松萝等茶叶外销出口到英国的数量，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重要的材料;美国人马士曾在中国海关税务司任职;他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详尽地记载了1635年---1834年期间，英国对华贸易的情况，从东印度公司大班同广州十三行所签订的合约中，可以看到有关松萝茶数量的统计，还可以了解或知晓松萝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占有的地位。
从1759---1783年中，每年进口的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的数量保持在1500000磅左右，占整个茶叶出口总量的30%左右。从1783年英国降低了茶叶的关税，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体、对华贸易向英国私商开放这段时期，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的出口量平均每年保持在(3000000-4000000)三百万到四百万磅左右，占整个茶叶出口总量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6%左右。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以前，英国始终是运销华茶最多的国家，以1880—1888年为最多，1880年打破过去记录，达72837吨，占华茶出口量的60-70%;而输英的几乎全为绿茶，主要是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等。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教授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一文中指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进口中国绿茶的较大客户，在其1702年的订单中，松萝占了三分之二;而在1721-1730年的进口数字中，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盈利最大的项目。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然而，日益巨大的茶叶进口额，背后却与我国近代的血泪史息息相关!当时的中国，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高度自给自足。如此一来，欧洲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十分狭小，几乎找不到销售市场;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如178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二十余万两白银盈余，翌年反而出现22万两白银的赤字。
为扭转由茶叶贸易产生的巨额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贩卖鸦片，以求逆转贸易逆差。但是，鸦片比之茶叶;显然是祸国殃民的成瘾品;所以，很快就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阻截，鸦片战争也由此而爆发并以此为标志，拉开了近代中国屈辱史的大幕。
鸦片战争其实是茶叶与鸦片导致的贸易战争。没有茶叶贸易，也就没有鸦片贸易;茶叶使英国欲罢不能，鸦片使中国不能自拔。后来，英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中国已经离不开英国(印度)的鸦片。当初白银因为茶叶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后来则因为鸦片而流出。对英国来说，《南京条约》标志着鸦片这种帝国战略的成功。19世纪，日不落帝国因为茶叶贸易，挑起了与中国的战争，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所以说：茶叶，早已不是一种单一的饮料，它甚至影响着世界的进程。
美国“波士顿”事件与徽州茶
240多年前，美国人因爱茶而反抗，因反抗而拒茶，以致爆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它不仅是催生了一个民主国家，也催生了咖啡上位，还催生了的很多事情……美国波士顿倾茶事件是这样的：18世纪的美国，当时还是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他们跟着英国统治者学喝茶(虽然咖啡在1670年就引入北美地区，但是一直被视为“二流饮料”)，而且一喜欢喝茶就不得了，特别舒服、过瘾;以致每年增加的喝茶人的数量惊人。而英国政府意识到茶叶是暴利来源，于是就在北美殖民地对茶叶进行征税;先通过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规定凡殖民地所用茶叶及其它物品均需课税。1767年6月，又通过了“托时德财政法案”，决定向英国转口美国的茶叶等物品征收高关税;在废除其它物品税的同时，对北美人民喜爱的中国茶叶，每磅仍然需要课税3便士。这遭到了殖民地的强烈反对。
1773年，英国再次颁布法令，允许东印度公司在美洲以低于走私茶叶的50%的价格销售，并明令禁止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贩卖茶叶。殖民地人民认为自由比喝便宜茶更重要，于是，各殖民地纷纷召集会议，抵制英国的法令。同年11月2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达特默斯”号、“爱琳娜”号、“河狸”号3条载茶船，一直停泊在港内无法卸货。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又一次在组织群众集会，参加者达5000多人。集会决定令茶叶船须在当天下午驶出波士顿港，要船主再向海关交涉，仍遭海关拒绝;又要船主向总督交涉，又遭总督拒绝。以致群情激愤并涌向波士顿港口的格林芬码头，有六十人打扮成印第安人，手持短斧，分三组登上了茶叶船;他们打开船舱，劈开木箱，将3艘船上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武茶叶，全部倾入海。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波士顿茶党毁茶事件。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这些茶叶中，一部分是福建的红茶：240箱的武夷红茶，15箱工夫红茶，10箱正山小种。一部分是徽洲的绿茶：15箱熙春，60箱松萝，还有一些茶叶统计不明确。中国的茶叶在太平洋的彼岸掀起了一场革命，给那里的人们注入反叛与独立的基因，并由此成为了一个国家诞生的导火索;这个因茶而诞生的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1784年2月，美国第一艘“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开航，经大西洋和印度洋到达广州。
1785年5月11日，“中国皇后”号装载了700箱武夷茶、100箱熙春茶以及大量的瓷器;她的首航成功，为刚刚取得独立的美国经济注入了强烈的兴奋剂。因为“中国皇后”号一个来回的利润就高达1500%，这实在是令美国官方和民间喜出望外;为了推动对华贸易，华盛顿总统宣布对华通商予以优惠和保护。
国会还向全国发布了对此次航行的通报表扬信;各大报纸长篇报道并发表论，称此行是“一次有远见卓识的、成果丰硕的航行”;也是“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由此，美国商人们纷纷投入了中美之间直接的茶叶贸易;先后有费城的“广州号”商船，塞勒姆的“伟大的土耳奇号”商船，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号”、“华盛顿夫人号”和“香客号”商船，从美国波士顿驶向中国广州。到了12年后的1796年，美国在中国收购的茶叶数量，已经比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收购的茶叶总和还要多。当时，在美国流行喝茶并将茶拼和后冲泡饮用时，早期使用的是徽州绿茶，如熙春、贡熙、雨茶(珍眉);逐渐改变口味后使用的是祁门红茶;在《茶叶全书“美国之拌和茶”》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在从前所用多为副熙茶，但因此种茶叶之供给极为有限，且价亦甚高，故现在改用……茶或麻珠茶为替代品。值得注意的是，徽州松萝和屯绿茶进入国际市场后，因为品质出众，所以销售情况良好;尤其是19世纪以后，品类高的屯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等开始增加;到1837年绿茶占总数的4/5以上，以致美国成为中国绿茶的主要消费国。在深受人们的喜爱同时，也在美国留下了鲜为人知的文字记录和广告宣传资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注：早期的拍卖业是将紧俏的或稀罕的物品拿来拍卖，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一家“JJ.Astor之货船Bearet号上周抵此，带来二千五百箱上等茶叶，为上季在著名武夷山及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 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注：“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 Front街十三号，Osamuel M.Kempton公司启。”
从1786至1833年，美国来华的商船只就达到了1004艘(次)，是英国来华船数的一半，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四倍;同时，华茶输美的茶叶数额也迅速增长，华茶在美国进口货物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如1822年，茶叶占36%，到1828年茶叶就占到45%;而到了1832年，竟占到了52%，最高年份竟高达81%;其中，徽州松萝、贡熙、副熙、雨茶(珍眉)茶占有很大的份额。可以说，历史上中美之间的早期贸易，由“中国皇后”号装载的茶叶而得以迅猛发展起来。
本文作者系黄山市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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